◎郑文泉

事隔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如何谈论1971年成立的《国家文化政策》？

我们或许会想当然尔的认为，马来－伊斯兰社会是《国家文化政策》的受益者，所以不满意它的多半是非马来－伊斯兰社会。实际上，马来－伊斯兰社会可能不这么认为，一如《文化月刊》（DewanBudaya）的主编在两年前就代表她的社群（非整体马来－伊斯兰社群）表达出"不满、失望和愤怒"之情，原因恰是《国家文化政策》尚不被政府承认，也看不到政府有承认的意愿和动作！？

如果《国家文化政策》只是一纸虚文，没有明显的受益者，那么谁是明显的利益受害人？

我们今天要检讨、反思四十年前的《国家文化政策》，"我们"是谁？是以受益者的身份检讨？还是受害人的角度反思？还是......?

作为一名学者，我关心的也许不是谁是"谁"，而是我们在拥护或反对《国家文化政策》之余，我们的态度是不是真诚的？我们知道，且西方语用学家也一再指出，在言语沟通或人际交往之中，少了态度的真诚，没有人会再相信对方或别人的话是真的，也因此没有任一沟通或交往会取得成功。

认同《国家文化政策》的人，一再为它的全面性、公平性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反对而百思不解。说《国家文化政策》是全面的，因为马来西亚古今往来的一切文化都已含盖、包罗在三大原则之内，无一能例外；说《国家文化政策》是公平的，因为它不单倚重原住民（第一原则）或伊斯兰（第三原则）的文化，也兼顾了"其它文化的合理、合宜成份"（第二原則）。

《国家文化政策》的四十年意味着什么呢？四十年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出一个人的真面目。四十年行将过去，认同《国家文化政策》的人能拿出"其它文化的合理、合宜成份"的成绩单出来吗，以示这一原则并非虚目？结果我们看到《国家文化政策》的拥护者如Awang Sariyan一类语文学者，为在官方盛宴看到舞狮的演示而大感不满......！？

四十年也行将过去，反对《国家文化政策》的人也同样能拿出成绩单，以示他们不徒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言行如一、表里也如一吗？支持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的人，能告诉我们"我国各族文化的优秀因素是建设国家文化的基础"（第一原则）是哪一些吗？能告诉我们"共同文化价值观应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第三原则）的现实例子或范例有哪一些吗？还是我们打的是"多元文化"的旗帜，其实四十年來过的还是一元文化的圈子？

四十年行将过去，回顾《国家文化政策》的种种，愈发令人感到"修辞立其诚"的难能与可贵。

【2010年华教节特辑】
萨迦1932年（兼公元2010年）10月19日

于甲洞行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