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树介和杨贵谊）

有关政治上的白色恐怖，我以为跟我无关，然而因为做论文，接触几位长辈，才知道七十多岁和八十多岁的长辈们，不少人都曾因白色恐怖有着深浅不一的的遭遇。而这些事迹却是要从同一个年代，不同的人口中拼凑出一个图像。

二舅公杨贵谊，当时左派被认为是进步的思想，他着力于马来语文研究，因被疑是共产党员而遭受三个月多的监禁及四年多的限制拘留，在之后被列入黑名单而影响到他后来的就业权和就学权。到晚年成就终被肯定。

在家里，我们通常称二舅公之后的舅公为「小舅公」（杨锐林），小舅公到去年（2012）十二月参加林连玉基金会颁奖给二舅公的一场饭局，告诉我那时家里发生太多事，他本来的名字是「杨贵林」，学校等文件一看就知道与兄弟名字相近，虽然他的年龄与兄长有段距离，为了避免麻烦，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杨锐林」。

二舅公之后其实还有一位三舅公，婆婆曾轻描淡写说告诉我他在战争中被牺牲。然而，在其他人的口中，我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他参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一次活动中被击毙。太婆为这件事很难过。

大舅公在我在台湾求学时过逝，我并没有见过他。家人跟我说，他在新加坡过逝世时，他们去他的家，家里有许多左派的书籍。2012年二舅公把书捐献给华研，在记者招待会后的一个饭局上，馆长告诉我二舅公的献书中，有一部份是他的哥哥留下的，他们去新加坡收拾书时，有一次大舅婆到访，就跟他们说起这些书的故事，大舅公年轻时很会收集资料和剪报，且很整齐的保存，就一直收藏着，他过逝后就把全部的书交给二舅公。后来我在华研展示的资料看到《阵线报》等党报时，我明白了这批资料的来历，更能感受到文物所能承载的生命力如何有机会被延续。

而会认识傅树介医生和他的秘书Ms.Tan是因为出席二舅公捐献书给华研记者招待会之后，他们一群老朋友在策略出版社的办公室相聚，我跟班去凑热闹。在之前，虽曾听说过傅医生住在吉隆坡，但一直没有人引荐。认识后我偶尔就会去找他们聊天。他们都受英文教育，会说中文。Ms.Tan没有见过林清祥，50年代中期华校生和傅医生政治活跃期，她才3岁。长大后，她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从生活体验出发，觉得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她说她小时家庭生活困苦，她和妈妈投靠一位有钱的阿姨，受尽白眼，但她一直幸运有妈妈的呵护。之后，能到基督教创办的学校就读。

我找Ms.Tan的这一天，在餐桌上就看到一本旧相簿，就问起她这些照片的来历，她告诉我在新加坡求学时曾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曾被关到太平女子监狱一年。那时妈妈就把她的所有照片全都销毁，怕她的朋友或其他会受牵连。为了找回年轻时的照片，这相簿要她跟朋友借来要翻拍的。那是她和同学们出游的照片，有些是到Kota Tinggi。照片中的Ms.Tan穿迷你裙，带墨框眼镜，她说当时的衣服都是自己动手做的。那个年代的女生都有学裁缝，做衣服的模板都是依个人的身型划在报纸上，再买布裁成。

Ms.Tan说如果问起老一辈，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有时他们不太提，实在是因为太苦了。白色恐怖的政治制造了惊恐和许多疑惑（create fear and confuse），为何要在半夜抓人？为何抓了人之后又不审讯，一直被关起来？我在陈仁贵写的文章中看到，关于这个部份，后来很多人都专心从商，少问政事，从政所带来的生涯，让人恐惧和不安。许多人虽然表面上不提，但他们心里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去年Ms.Tan和傅医生一起到香港去找Ms.Tan的一位女性朋友。一见到面，朋友和Ms.Tan都张开双臂想要迎接的拥抱，但朋友却去抱傅医生，本来他们应该是不认识的，那位朋友说「傅医生是我妈妈的救命恩人」。原来，当年她的妈妈到傅医生开的「人民药房」看病，脸浮肿非常痛苦，傅医生看了病况，开药给她之后，第二天状况就减轻了。所以她的妈妈一直很感激傅医生。当她知道傅医生在冷藏行动中被捕时，哭了一整夜，她相信傅医生的为人。而问傅医生是否记得有这个病人，他早就不记得了！

Ms.Tan说傅医生一向来都不太记得病人，他只会记得一些很好笑很有趣的事，比如：当时监狱里有一位16岁的少年犯，他出来之后发展他的事业，他没读过什么书，英文不好，结果请了当时在狱中看守他，后来退休的监狱官当翻译。一位监狱官后来为一位犯人打工！我听了也觉得这个玩笑还开得真大！

这让我回想起，2011年10月访问林清祥的大哥林清吉也曾说过：清祥在英国当过清洁工人、在水果店当销售员。太太在纺织厂工作。他曾写信回来提到这么一段经历，在他当清道夫时，有一次遇到一位新加坡年轻人，他问对方「你最尊敬的人是谁？」对方的回答竟然是「林清祥」。他不知道时移世易，眼前的这个清道夫就是林清祥，他完全认不出来。

这些事迹在事过境迁之后，听起来犹如电影的画面，人民心中的尺是分明的，间中却包含着多少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严秋霞撰写）

（严秋霞是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论文是有关林清祥与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