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一：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与台湾联合大学系统（台湾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阳明大学）于2017年7月26日（星期四）下午2时至5时，于拉曼大学PF067室进行《东南亚华人社会与文化移地课程系列演讲》，主讲人为拉曼大学黄文斌副教授与台湾交通大学罗烈师副教授，当天的出席者还有台湾交通大学的柯朝钦助理教授，以及来自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与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与本科生。
首位主讲人黄文斌老师的讲题为《华人移民与金宝镇的开埠》。黄老师表示，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西马半岛比东马率先独立，目前共有13个州。“2016年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人口有三千两百万人，华人有七百万人。不过，非大马公民占了其中的百分之十，都是外地到马工作的劳工。”
马来西亚无疑是多元种族的国家，而其中比较特别的一点，乃马来西亚有1,300多间华文小学被列入官方体制内，“学习内容是统一的，考试也统一，只是以不同的语言来考试。”黄老师补充，“这个国家，地广人稀，没有地震、风灾。人文方面的确比较弱，但若有更多知识分子移入，是有望改变的。”
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背景，要从马六甲成立的历史开始算起。“马六甲曾经被葡萄牙人、荷兰人统治，带入了不同的宗教。当英国占领与开发了槟城与新加坡之后，再以印尼的八达维亚与荷兰人交换马六甲。因此，英国早期先管治了马来半岛的这三个地方，之后再渐次管治马来半岛其他州属。1914年，就完成了整个马来半岛的统治。”
不过，马来西亚华人到底怎么移民到这个地方？“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都有峇峇，是最早期移民进来的华人。但是，最大量移民进来的年代，是19世纪中叶。主要原因是马来亚当时发展起来的锡矿业（拉力），以及中国当地的天灾人祸（推力）。”当时的人们都以“卖猪仔”的方式南来，“一般的管道是乘坐一艘船，经过三个月的船期才登岸。过程中若身体不适，就会被遗弃在海上，以免疾病传播给他人。”后来，英国人觉得劳工被拐骗过来，并不人道，就在国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才改善制度，转换成契约劳工，劳工根据契约满后，就可以获得自由身。“1930年之后，英国人才开始管制华人移民，而马来亚当时也因为锡矿业与橡胶业的蓬勃，引进了更多的劳工。“锡矿业一直发展到1985年，才因锡价崩溃而没落。”数据显示，1874-1895年间，全世界百分之五十多的产量是从马来亚生产的，而马来亚铁道等公共设施都是因锡矿业发展而建设的。
马来亚另一个发达的行业是橡胶业。“1890年以后，橡胶试种成功，另外一波大移民的进入马来亚发展。不过，这一波的移民主要还印度人，他们住在胶园，是继华人之后最大的族群，也让马来西亚成为多元种族、宗教的国家。”
至于金宝的开埠是在1886年。当年先在太平发现锡矿，而太平以外的近打谷周边一带，包括金宝，都含有丰富的锡矿。“当时的华人，从马六甲海峡南下到安顺河口登陆，再通过霹雳近打河去寻找矿区。到来金宝的船只，当初是以金宝山为方向来开行的。刚开始的时候，金宝的旧称是‘Mambang Diawan’，后来在这个地方探测到锡矿后，觉得这个名字太长很难记，就以当地的‘Sungai Kampar’中的‘Kampar’为名。”
金宝县目前的人口有5万多人，华人人口约百分之四十五。演讲至此，黄老师展示一张图片，显示早期的矿工在三米高的简陋木架上行走。“当时的矿场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因此才有很多的华裔祖先南来。”
接下来，黄老师向出席者讲说本地宗乡会馆的性质，“这是早期华人落脚的重要组织。当时，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多不同方言群集中的地方。除了不同籍贯群华人之间的语言不通，英语也不懂、马来语不同、印度话也不会讲。先辈们怎么生存下来，是值得注意的问题。”黄老师补充，“根据我本身的研究，发现‘文化’是一个重要关键，让华人社会得以有社会流动——第一代先做劳工，第二代就可以上小学，第三代上中学，最后都可以上大学了。”
说到宗乡会馆的重要性。黄老师指出，当初清朝政府反对子民出洋，这些人南来后，英国政府也没有帮助他们，因此宗乡会馆是很重要的组织。“根据统计，马来西亚有约7000多个地缘、血缘、业缘及学缘性组织。在金宝，一共有12间会馆，有梅江公会、增龙会馆、福建公会等。早期以互助会的形式出现，因此成立年份看起来比较迟。当时的功能是安顿同乡，帮助同乡找工作等。在社会功能方面，有提供福利、仲裁、联谊（节庆、红白事）、祭祖（春秋两祭）及婚姻，以及办教育。”金宝目前仍运作的小学，有金宝福建公会创办的培元小学（1912），也有其他的公立华文小学（1915）、中华华文小学（1921）。“以上所述都是位于金宝旧街场的团体与教育组织，可以想象当年的采矿盛况。”
至于金宝新街场，则有拉曼大学、金宝大酒店、近打锡矿工业（砂泵）博物馆以及国际学校等。“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曾经与博物馆合作，举办‘做牙’餐宴，想象与体验以前的矿工吃的食物。至于金宝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日后会有高铁站，以及拉曼大学即将于今年动土的专科医院。”
在问答环节中，一位同学询问，金宝是否曾引入农耕人才种植给矿工食用。黄老师透露，“金宝周围都有土地可以种植，但没听说过以往有特地移入农耕人才。金宝有药材店，也有其他与这个行业有关系的打铁业，旧街场也有一家鲁班庙，应该是在宣统元年或二年成立的。表示这里都有木匠。这个社区应该还会有其他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黄老师也向出席者解说，马来西亚的“重组村”，是有别于“新村”的另一个概念，“这是让多元种族生活在一个区域的模式，大概于1970年代出现，让不同种族的人住在一起。”至于华人的文化，是勤劳、节俭，以及把好的东西留给孩子，因此华人才会一代比一代好。“另一个文化，是讲信用、忠诚。这些价值观，都可以在民间看到。根据我本身的观察，最早期的华人在这里安顿了20、30年之后，就会办学校、医院。另外，建立同乡会也是互助的情况，这与中国原乡都由乡绅管理、自治的情况类似。”（陈慧倩报道）
、
讲座二
休息约20分钟后，讲座进入第二个环节，即由国立台湾交通大学的罗烈师副教授主讲“断裂或延续：早期万邦刁湾新村史研究构思（1949-1970）”。罗副教授提及，这一讲题的内容，是他近几年在霹雳万邦刁湾新村进行田野调查后所得到的构思。严格来说，这个研究并未完成；然而，基于罗副教授想让参与移地教学的台湾同学们对田野调查的进行方式、方向等有一个较清晰的概念，故趁此机会将自己的研究经验与同学们分享。
罗副教授提及，在万邦刁湾新村内的观音庙门前，竖立着一块木刻碑文，文中的内容便蕴含了许多讯息。该篇文章名为〈万邦刁湾观音庙重建创办本庙外史序〉，于壬寅年（1962年）孟秋刻。罗副教授透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得到了这一文本，而他认为这是了解万邦刁湾新村史的其中一份关键文本。当罗副教授使用文献分析法解析这篇文章时，他发现文本中蕴含着当时新村华人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宇宙论（信仰观念）等，同时也叙述了万邦刁湾新村成立的原因与过程。文章亦提及了观音庙重建缘故、过程、开幕时的盛况、庙宇管理组织名单、捐款名单等等，其中提及一个“当事者”努力说服人们重建观音庙的姿态，显示出当时华人移民社会的坚毅。率领听众们阅览了文本后，罗副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引导大家思考。观音庙于丁酉年（1957年）重建成功，而当时万邦刁湾新村的观音庙委员会几乎都是村委会的成员，然而一般上政府中意的领导阶层不一定被华人社会所接受。从观音庙管理组织名单来看，由政府挑选的新村领导人，都被万邦刁湾新村华人社会所接受。这与普遍现象相悖之处，为何会出现？罗副教授认为，要找出答案，便需透过田野调查进行深入研究。
另一篇名为〈1964年戏台建筑志〉的文章，便列出了观音庙在筹建戏台过程中的捐款名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该名单将捐款人按照居住区域分类，即分为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中区及外埠。换言之，当60年代的万邦刁湾新村居民，不再互相以籍贯分别彼此时，便可知该地出现了“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现象。另一方面，从捐款名单中亦可得知新村的人口流动情况。罗副教授提及，若研究者将1950年、1980年与2000年的捐款名单进行对比，透过捐款人的姓氏比例变化，便能得知该姓氏的人口流动情况。如果1950年在捐款名单上频繁出现的姓氏，在1980年及2000年的名单不再频繁出现，便能得知该姓氏于这50年来外流情况十分严重。
那么，如何能透过田野调查得知当时社会的真实概况？罗副教授说，研究者必须要有“解冻”史料的能力。譬如，上述提及的两个文本中都出现了许多人名、商号等，若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些名字，研究者终究无法得知这些人物或商号在当时的社会所起的影响力、重要性等等。然而，若研究者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且将这些名字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分析，便能得知许多重要的信息，以及这些名字背后蕴含的历史故事。
末了，罗副教授再谈谈他本身对新村这一概念的想法。新村因紧急法令而成立，住在附近的华人居民都被迫搬迁至新村里，并实行宵禁、吃大锅饭等政策，在生活方式上较以往均有所改变。基本上，人们都会以新村的成立年份为基准，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将新村划分为成立前与成立后。然而，罗副教授认为，一个新村的历史，并不应该从它开始成立的那一刻才算起，即研究者不能忽略新村成立之前的历史。他也认为，研究者不应单纯地只从“集中营”这一观点去看待新村。从罗副教授目前所获得的资料来看，新村的华人社会仍然保留着未搬迁时的文化传统。因此，罗副教授提出一个假设，即新村成立后，被迫搬迁入新村的华人社会有能力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方式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故新村不是纯粹的集中营；而新村在成立前与成立后的时间段，也并非是完全断裂的。
就如开讲前所提及的，这个讲题是罗副教授一个未完成的研究，因此到最后或许有不同的收获也不一定。目前，罗副教授最想厘清的问题，便是“附近的华人居民都被迫搬迁至新村”一句中所谓“附近”的涵盖范围，以便了解新村成立的模式。另外，〈万邦刁湾观音庙重建创办本庙外史序〉中描述了观音庙重建成功后村民们在建醮仪式当天的盛况，其中一句形容新庙重建成功、建醮大典一事“正是首创本村之良史耳”。观音庙的建醮仪式于1957年农历9月进行，而偶然地，1957年8月31日为马来亚半岛的独立日。究竟新村村民在当时有无将国家独立与新庙重建成功的意义重叠在一起，认为两个事件都是新村“首创之良史”？这是值得去继续了解的问题。
罗副教授结束演讲后，听众们在提问环节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罗副教授均耐心地一一解答。讲座于下午4点50分圆满结束，而大家也承载着满满的知识与喜悦打道回府。（游欣瑜报道）
